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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定价的水、电领域，通过将环境成本打入价格，促进治污成本内部化，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这些措施正在落实。”骆建华建议，价格补贴是正向激励，税收优惠是反向激励。今年开征的环境税会提供一些操作空间，比如对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可以考虑对达标企业在环境税征收方面予以折扣。

景气度回升，诸多大型房企债务问题有惊无险，追捧的地产债利差下行至相对低位。伴随着行业景气度的触底回升，房地产行业利差也持续下行，截至6月5日，房地产行业利差为105bps，处于22.0%的历史分位数水平，基本接近本轮调控之前的利差水平。地产调控思路一向是箱体策略，热的时候降温，冷的时候刺激，重提“房住不炒”，所以房企融资政策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据21世纪经济报道，有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央行与证监会将在住建部指导下，收紧部分房企公开市场融资的渠道，包括债券及ABS产品。事实上，从房企债的发行数据来看，5月房企融资环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边际收紧，单月发行规模394.6亿元，单月偿还规模（含到期、提前兑付、回售）411.3亿元，净偿还16.7亿元。与此同时，随着16年大规模发行房企债的密集到期，2019年下半年的房企资金面颇为严峻。

一级发行利率持续下行，中标利率更接近投标区间下限。信用债的一级市场表现同样良好，去年下半年至今，中票的发行利率持续下行，年内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从中标利率与投标区间的关系来看，5月份一级投标者也更倾向于在区间的下半部分出价，反映了市场对于信用利差较为乐观的一致预期。

投奔富时罗素之后，领航集团向富时罗素定制了一只新兴市场指数。这只新兴市场指数对亚洲国家的分类与MSCI有所不同，此时它便将中国加入了领航集团使用的新兴市场指数中。资管巨头可以向指数公司定制指数，资管巨头会不会影响指数巨头指数编制的决定？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指数公司的商业模式。北京一家公募基金人士介绍，一般来说，基金公司使用指数需向指数公司支付包含指数使用费等在内的各项费用以获得使用指数的授权。很多指数公司的指数使用费与管理规模挂钩，这样一来，使用该指数的产品规模越大，指数公司提供指数获得的收入也越高，指数公司自然趋向提供广受欢迎的指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常规发行之下同业存单亦有变化，体现在期限结构出现显著拉长。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1月，1年期的同业存单发行总额高达3792.30亿元，在各期限中占比最高，为35.93%。而此前，这一占比多为10%甚至以下。事实上，这种变化在2018年下半年就已凸显，股份制银行尤为突出，和2017年相比，股份行一年期同存发行占比在2018年8月达到高峰，同时9个月期限存单占比上升十分显著。多位券商分析师认为，同存期限调整背后是监管政策的约束。

　　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2002年2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企业改革，改进金融服务，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年11月党的十六大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此相适应，200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并通过《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这次修法的主要目标是将银行业日常监管职能与央行分设，确立分业监管格局。因此在修法上主要是“做减法”，将原《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的央行金融监管职能大幅剥离；从立法的角度“做加法”，即新制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由银监会承接和发展原来由央行承担的金融监管职能。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一是新增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二是新增了反洗钱职责。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为基金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基础法律框架。2006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洗钱法》，确立了我国反洗钱监管体制，明确了金融业和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要求。2004～2009年，《保险法》《票据法》《证券法》《外汇管理条例》等先后修改，《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期货交易管理条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规相继出台或修改，保障了金融市场、机构、业务等的规范发展。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管理部门为了实施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推动金融改革，根据上位法出台了大量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与基础法律法规一起构成了比较全面的金融法规体系。